张军扩：需求已成中国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扩大内需须“长短兼顾”

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经济研究院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三亚财富管理大会”12月27日在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海南自贸港未来定位及三亚新机遇”。

12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三亚财富管理大会”上表示，需求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扩大内需连续两年位列经济工作之首。

张军扩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较强韧性和平稳运行态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供强需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什么是影响“十五五”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呢？

张军扩认为，随着我国制造业能力持续增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逐步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只有解决好需求问题、实现供需关系相对宽松，经济循环才能顺畅，整体经济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发展。

“只有在整体经济增长比较稳定可持续的条件之下，我们所说的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共同富裕、民生改善、风险化解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等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才能具有更牢固的基础。”张军扩进一步表示。

今年以来，扩内需政策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近年来所少有的，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各项扩内需的政策举措也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效。

消费潜力释放需突破“阶段性”与“结构性”双重制约

在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时，张军扩指出，除了短期市场波动，更多受到中长期阶段性与结构性因素的叠加影响。应对之策必须既通过短期有力的刺激政策，阻断不良循环，同时又着力解决深层问题，夯实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阶段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结构正从商品性消费为主，转向商品与服务性消费并重。住房相关消费需求大幅减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进入平稳更新期，而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养老护理等服务性消费需求显著增加。

结构性因素则体现在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张军扩提出，释放消费潜力必须长短兼顾、标本兼治。短期应优化商品消费支持结构，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性消费，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加大补贴。

中长期则要切实有效实施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提升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同时，要从供给侧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通过放宽准入、优化监管、引入优质资源等方式满足国内服务消费需求。

投资仍具空间，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支持

张军扩同时指出，强调扩大消费并不意味投资不再重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应当并重，实现良性互动。”

他认为，扩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消费需求、拓展消费空间的需要。从城乡发展到民生短板，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有效投资的空间和潜力依然不小。

他特别指出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加快形成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二是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宅基地盘活等领域，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但需要创新机制，协调好政府、企业、业主等各方利益。

当前投资领域结构差异突出，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民间投资下降5.3%，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下降14.1%。张军扩认为，促进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除需通过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来加以应对外，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企业预期和信心。

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在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制度型的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开放政策对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美丽的三亚，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三亚财富管理大会。我围绕“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与大家交流三点思考。

一、需求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扩大内需连续两年位列经济工作之首

今年以来，尽管面临诸多外部冲击和挑战，我国经济总体上继续呈现较强韧性和平稳运行态势，一方面，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平稳，为顺利实现全年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呈现不少新亮点，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促进经济整体持续回升向好仍需付出较大努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虽然这种能力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弱项和堵点卡点，但总体来讲，其规模和竞争力都是举世无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逐步从供给侧，转变为需求侧。只有需求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供需关系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从整体上获得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而只有经济在整体上增长比较稳定可持续的条件下，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共同富裕、民生改善、风险化解，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等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和更加有利条件。

实际上，近年来扩大内需一直都是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诸多扩内需政策。特别是今年以来，扩内需政策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近年所少有的。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各项扩内需的政策举措也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效果，对于保障今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市场需求不足、供强需弱、价格疲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么问题究竟何在呢？扩大内需的政策应当如何进一步着力？我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思考。

二、持续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要长短兼顾标本兼治

近年来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导致现阶段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短期市场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之外，更有中长期阶段性和结构性深层原因的制约，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不仅时空叠加交错，而且相互影响。因此，应对之策必须既通过短期有力的刺激政策，阻断不良循环，同时又着力解决深层问题，夯实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所谓阶段性原因，主要是指由于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居民消费总体呈现从商品性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并重。比如，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变化导致居民与住房需求相关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减少，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对包括汽车等在内的大件耐用消费品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稳增长期，导致其需求增速放缓，而另一方面，居民对高品质消费品以及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养老护理等需求则显著增加。显然，解决由此导致的需求收缩，不仅是一个释放内需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过程，更是一个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新旧经济动能交替的过程，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持续用力。

所谓结构性原因，主要是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问题。根据不同学者分析，偏低程度大致10-20%。这两张图清楚显示了这种结构性偏低情况。这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潜力和空间所在。

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解决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和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形成较强的消费能力和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

如果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在商品餐饮等实物性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性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而服务性消费不足，则既与保障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足有关，更有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面临不少短板弱项有关。因此，优化扩大消费政策，既需要更加注重鼓励和支持居民服务性消费，也需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用力，需要双向奔赴、相互适应。

基于以上情况，“十五五”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需要标本兼治，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一是逆周期性消费刺激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性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性消费，特别是要按照投资于人的要求，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问题，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要切实有效实施居民收入增长计划，并以较大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供给侧政策力度，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加大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

三、投资需求空间仍然不小，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支持

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在当前阶段，虽然需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显著提升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更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应当并重，实现良性互动。这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解决供需失衡问题是一个带有紧迫性的任务，而扩大消费不仅是一个慢变量，而且不少扩大消费的举措，其实也是需要增加投资来实现。另一方面，无论从解决当前创新发展和改善民生短板弱项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扩大投资的空间和潜力都依然是不小的。关键是需要适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支持，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环境到位，投资依然能够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十五五”期间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加快形成与新阶段相适应的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二是要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大规模甚至粗放式城乡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但以提升城乡环境和住房品质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以城市为例，既包括城市更新和环境优化，也包括居民对更高品质住房的调换需求，以及对老旧楼房、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问题在于，这些方面投资需求虽然不小，但却很难通过过去那种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实现，更不会再有土地财政那种激励机制。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业主、社会等各方的作用和积极性。

再以乡村为例，可以说，我国发展到今天，与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相比主要差距不在城市而在乡村。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农房品质提升、村容村貌改造、垃圾污水处理等，投资需求潜力很大，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闲置浪费严重，农民财产权难以充分实现。根据有关测算，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平均达到20%左右，高的地方甚至达到30%以上。“十五五”建议提出，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应该说非常具有针对性。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既有效盘活宝贵的土地要素，又有效释放巨大投资需求，既拓宽乡村建设资金来源，又增加农民财产收入，也需要加快探索，力求尽快突破。

促进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除需通过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来加以应对外，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企业预期和信心。特别是在对外资开放方面，要在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边境后”、制度型改革和开放，充分发挥开放政策对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的确，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或有利条件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独特甚至独一无二的、最好的。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并为实现2035年目标奠定更加坚实基础。